老人方舱返回被社区拒入流浪3天,权力撒野不能一再上演

媒体4月21日报道,上海袁先生父亲17日拿到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的解除隔离医学证明,准备返回居住小区崂山新村,遭到小区居委会拒入,理由是“有原因但不便透露”。袁先生父亲在小区外拐角处的街头流落3天,期间没有饮食保障。21日陆家嘴街道工作人员表示,拒入是因为未登记,正在协调其他办法安置老人。

根据首发媒体的后续报道,经过多方协调,袁先生父亲已经于21日回到小区里,袁先生感谢政府的理解和帮助。也就是说,在媒体曝光形成舆情后,方舱解除隔离的市民返家问题在数小时内得到了解决,舆情处置的速度很快,但3天流落街头的辛苦遭遇又证明,本应按规定处理好的问题解决得不够好。

上海卫健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4月10日强调,“对于出院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,属地必须做好对接,允许他们回家,不得阻拦,同时配合做好他们的居家健康监测。”崂山新村居委会的做法,明显违背了上海卫健委的防疫精神,令居民精神和身体饱受折磨,本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
吴乾渝强调的方面有现实原因,在袁先生父亲之前,出现过不少出院或解除隔离的居民被拒绝返家的情况,不仅令当事人、当事人家庭深感痛苦,也让外界观感不佳。袁先生父亲的遭遇说明,在卫健委指令与基层居委会执行之间,仍有不必要的弹性空间,一事一解决不是办法,回家的权利不容侵犯。

袁先生介绍,自己和父亲在小区居住六七年,疫情前小区登记名单时,父亲在市场工作,只有自己在家,所以只登记了自己的名字,后来父亲和市场里的30多个人一起被带去了方舱隔离。居委会拒绝袁先生父亲回家,给出的理由是“未登记”,但面对记者采访时,居委会又说“原因不便透露”,这一点值得玩味。

“不便透露的原因”到底是什么,难道说居委会除了表面上的“未登记”,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?要知道,与袁先生父亲同一批的其他人都回到了社区,唯独牵制了袁先生父亲,一个合理的推测是,拒入的原因是居委会惩罚袁先生未登记一事,但这个原因又不好摆在台面上讲,只能点到为止。

在居委会的逻辑中,袁先生父亲未登记住在小区,实际上就等于居委会少了一份责任,现在隔离要回到小区,相当于居委会“凭空”多出一份活,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业主的埋怨。居委会于是活用自己的“解释权”,既解决了多出的义务,又避免其他业主的怨气,还惩戒了袁先生知情不报的行为,可谓一箭三雕。

但这只是居委会在自个“势力范围”内自行解释权力,实际上这种拒入违背了上级的防疫规定,也背离了个体的居家权利。即使考虑到特殊状况下后者权利的让渡,居委会的做法也与上级指令抵牾,属于有令不行的典型,而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。针对袁先生不登记,居委会虽出了一口“恶气”,但为了令行禁止的问责不能少。

这件事还明确无误地暴露出基层滥用防疫权力,在末端的执行层面,用小动作以及看似成立的虚假理由消解上级防疫规定的问题。顺畅、不变形、不层层加码的上情下达,是衡量疫情防控质量的标准之一,如果出院或解除隔离人员返家被居委会无情“卡”住,那真要思量一下“防疫究竟为何”的基本问题。

在媒体舆论的帮助下,袁先生父亲终得回家,但这件事见证了疫情下上海居委会众多面貌之一种,这类基层权力既是防疫措施落实的基石,又无可置疑地与民生权利紧密相连,一旦“恶向胆边生”,遭罪的市民就苦不堪言。居委会乱用权力,可以让袁先生父亲流落街头3天,这样的权力撒野不能一再上演。(文/杜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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